占以示学，义理优先——议王船山生平三次占筮

占以示学，义理优先

——议王船山生平三次占筮

李雪昊

摘要：思想家王船山立志为“六经”开生面，纵观其学术生涯，其治学重心在《易》。船山先生的易学专著有《周易外传》《周易大象解》《周易内传》等。众所周知，《周易》包含象、数、理、占四大要素，船山将四大要素的研究区分为学易（象数义理）和占易（占筮）两部分。船山认为，学易相对于占易具有优先性。他综合占筮与学理两派，通过对《易传》观象玩辞、观变玩占的发挥，提出“寓占于学、占学并用”的调和方法。船山认为，易学解释应当以阐发义理为第一要务，而不应以纯粹的推演象数为第一目的。调和学易与占易会涉及到占筮的体例与原则，与易学史上的已有占筮理论相较,船山继承《易传》“取义说”“取象说”“爻位说”的同时，又提出“以纯御杂,不可执一”的灵活方法，此方法凸显了船山“占以示学，义理为宗”的易学观，这一观念，为后学“占易”指明了航向，有一定的借鉴价值。

关键词：占筮；取义；取象；爻位；观卦；睽卦；归妹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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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夫之（1619—1692），字而农，号姜斋，因他晚年隐居石船山，后人学者都称他船山先生。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、经学家、学者。船山治经学，重在易学，其易学著述十分丰富，专著就有六本，分别是：《周易稗疏》《周易考异》《周易外传》《周易大象解》《周易内传》《周易内传发例》。此外，如《张子正蒙注》等也阐发了他的一些易学观点。王船山学易、注易，也用易（占筮）。但船山认为“数术兴则《易》理亡。”^［1］因为《周易》卦爻辞并无“太极”“河图”“洛书”，《易传》作者把太极、河图、洛书、大衍之数等说成作《易》的根据和占卜的方法，开始把《周易》引向“象”和“数”的推衍。河图、洛书都由数字构成，将大衍之数、河洛附会于《易》， 由此开象数解 《易》的先河。尽管如此，船山还是主张不能象王弼那样将“易象”清除干净，解读易卦爻辞，要是当地用应用“易象”“易数”，不然就不能阐明“易理”。

船山更反对汉易卦气、纳甲、爻辰、八宫世应等与《易》无直接关联的方法。唐明邦先生就明确指出：“船山认为汉易纳甲术完全脱离《周易》经传内容，只会将易学引人歧途。”^［2］船山占筮，只用大衍筮法，其体例大体遵从《易传》爻位说。通观《周易内传》的注文可以发现，船山的解易方法其实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体例。“《易传》就特别重视某些有关爻位的解易体例，后来的易学家，无论何种学派，均受了《易传》爻位说的影响。”^［3］易学史有数千年，对传统体例有所继承是习惯使然。船山生平占筮过三次，三次占筮都应用了“取义”“取象”及“爻位”解卦方法。取义者，即是对卦爻彖象辞的释义解读。换句话说，即是直接读取卦爻辞显示的信息；“取象说”，就是直观读取卦象，如《睽》卦内卦为兑，兑可取象为泽、为池塘，类人事为少女等；再有“爻位说”，它涵盖卦画六爻之间的关系，如阴阳消息，当不当位及爻位相应、相乘等，这些解易方法在船山占筮的卦例中均有体现。

朱伯崑在其《易学哲学史》就指出，“关于《周易》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，王夫之吸取了王弼以来提出的各种体例，如取象说，取义说，卦变说，当位说，中位说，中四爻为体说，承乘说，相应说……”^［4］。三次占筮，助力船山在关键时刻做出了理想的抉择。船山还在学易与占易的过程中，确定了“占以示学，占易不占利”的大原则。诚如《船山遗书》所述：“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。今之卜筮则不然，计其命之穷通，校其身之达否而矣。噫！亦惑矣。”在船山看来，占易与学易不可或缺，但占筮当为大事谋、为君子谋，更应当以学为优，以义为宗。

兵败抚重创，一占观其生

王船山《周易内传发例》中说他27岁（1646）开始读《易》，于戊子年（1648）隐居南岳衡山莲花峰，精研易理。船山治《易》，识《观》卦之义，首先写成《周易稗疏》，进而作《周易外传》《周易大象解》等。《周易外传》解易，采用的是传统解易方法，重在阐发《易》的哲学思想。《周易大象解》多引《易传》象辞，并有所发挥。如船山对《蒙》象辞的解读，《蒙》卦象辞说：“山下出泉，蒙，君子以果行育德。”船山解读为：“‘泉’方山出，去江海远矣。不疑其远，百折必达，其行‘果’矣；果则天下无不可成之行也。”^［5］泉水才出山，离目的地江海尚且遥远。好比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，多少有些迷茫，象征蒙昧。而山泉水不疑其远，好比蒙童立志向学，践行其志，风雨无阻。至晚年，其著《周易内传》总得其成，其思理层层积累，易学也日趋精切。

船山与《周易》结缘，与其经历密切相关。船山研读《周易》，起初为的是摆脱困境，没想到他在研易过程中迷恋上了《周易》，并成为了易学大家。丁亥年（1647）五月，清军攻陷衡州，王船山全家逃散，其父王朝聘、叔王廷聘、二兄王参之及叔母因战乱离世，船山非常愤慨。经此事件，他继承王朝聘遗嘱，立志抗清。1648年，王船山与夏汝弼、管嗣裘等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，结果被清兵无情镇压。兵败后，船山南下追随永历政权。后清军已逼近南粤，船山知事不可为，遂返回故乡衡阳隐居，隐居地包括败叶庐、观生居、湘西草堂等。康熙八年（1669），也就是船山50岁那年，正式迁入观生居。观生居的“观生”就取自《周易》的《观》卦。船山识读《观》卦卦义，惊奇地发现，《观》卦与其经历与卦义相符，故为其住宅命名为“观生居”。29岁的船山举义兵败，身心疲惫，困顿难安，不知以何行志，占得“观卦”后^［6］，便服膺其理，感圣人作易之画象系辞，于衡阳观生居精研易学，解《易》以排忧，著书观余生。

船山在著作中多次提到《观》卦对他研易经历的影响。可以说，“王船山从《观》卦中隐约地看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子，也领悟到了这里面的虚盈消长之机。”^［7］明末清初，阴（清）长阳（明）消之际，阳仅存于上爻位，以明临幽（指清朝），明朝所余气力不足，国家于夷狄蠢动之时，皆唯自立规范，不期感化，而自不敢异志。处于这样的境地，君子只好修德自处，才能在混乱的局势中暂求安稳，从而积蓄实力，为恢复大业赢得时机。《序卦传》说：“物大然后可观，故受之以观。”“观”有仰观的意思，可引为敬仰。若将道义展示于众人之前，众人必然敬仰，船山据此体悟了“出入险阻而自靖”的道理。

《观》，上巽下坤，上阳下阴，二阳在上，四阴在下，阳刚居尊，为仰观之象。《观》彖辞讲：“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，下观而化也。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”“盥”指在祭祀前洗手。“荐”是奉献祭品。“不”即是没有，“顒”是严正、温恭，“若”与然同，“顒若”有尊敬仰慕之意。《观》卦辞以祭祀为比拟，彰显了君子生逢乱世，静正刚严，诚心存道，瞻仰圣人的姿态。船山认为“盟而不荐”者，四阴在下，二阳在上，以阳接阴，以明临幽。“以明临幽”之象，也启示我们要在困难面前自安其位，时刻为理想抱负而躬行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故船山于《周易外传》直言：“群阴之来，非以相陵而以相观。我之为‘大观去在上’，固终古而不易也。然而圣人之所以善救以往之阳者，义即在此矣。”^［8］在船山看来，明社既屋，复国无望，殉节者以一死而不能存道，变节者、苟存者则更觍颜坏道，一时伦常节义衰靡，此阳之衰极，阴极盛之显象。在“阴迫阳迁而虚拥天位”之时，君子须“救已往之阳”。在艰险之中，要自安其位以证道，为社会人心树立新的道德范式。

《观》四阴居下，自六三爻起，始言“进退”。此卦象意谓审时度势，从而采取适当的人生进退策略。船山就“进退”阐发道：“退不失时，进以遂志，两者皆无过焉，道在观我所行而不在物。自修其身，内省不疚，斯以退不狎于不顺，进不迫于违时。”^［9］六三象辞云：“观我生进退，未失道也。”船山则说：“道不失，则进退皆可。”六四承九五，九五云：“观我生，君子无咎。”船山就此爻阐释道：“至于九五，当群阴方兴且迫之势，固不可恃位之尊，而谓人之必己观也。能为人观者，必先自观。”^［10］《内传·观》九五象辞又说：“观我生，观民也。言为大观以示民也。”《观》象辞也说：“风行地上，观；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。”船山补释说：“君子之为观于民，自观之尽也。”在船山看来，要达到《观》卦卦义所描述的精义，于群阴消长之时，观而知化，需参看上九“观其身”，才能达到“君子无咎”的状态。船山释上九说：“上九无九五之位，而阳将往矣，欲不失其大观也，尤难。内度之己，抑必外度之物;果其所以发迩而见远者，无不中乎物理，可以招携怀远，而允为君子，然后无咎。”^［11］船山搬家观生居后又写成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》一书，该书结尾慨叹道：“身即道，故爱身以爱道；言即教，故慎教以慎言。天下穷而君子泰，泰以息其道，教乃以揭日月垂万世，而无敢以其辩说参焉。《易》曰：‘观，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。’颙若不丧于己，无然其亵于荐也。服群阴之方长，而不失大观之在上，至哉，莫之能尚已。”^［12］“观我生”就是要“道在观我所行”，爱身以爱道。要证“道”，就要“爱身”。“圣人以神道设教”，船山就于家国沦亡之际，退入荒山，尽一己之内省来反思鼎革之变，以一己之自修来收拾人心道德，此举深明大义，出入险阻而自靖，诚可谓“爱身以爱道”。船山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》中的这段论述，是他对“观其生”“观我生”的深度解读，深谙《观》卦爻彖之义理。

“观我生”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；“观其生”，一展平生之志。“观其身”，记录了船山纯志、行志的全过程。每个人在践行志向的过程中，总有这样的那样的坎坷遭遇，要使志向不被雨打风吹去，就要守住初心，砥砺前行。因此船山豪言：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。”开生面者，专心注经，发前人所未发；乞活埋者，勇于担责，敢为天下先。天人之策，谁来赴宴？“观我生”，达则兼济天下；“观其生”，贫则不但要独善其身，也要践行力所能及的事，比如注解“六经”。船山自言：“是故观者我也，观者彼也。忘彼得我，以我治彼，有不言之教焉，有无用之德焉。”船山第一次占筮得《观》卦，集中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意识，可达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境界。船山一生出入险阻，于明清革鼎之际，亲历“甲申国变”“三藩之乱 ”等一系列历史重大事件，心中充满了忧患意识。《系辞》云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！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！”^［13］忧患意识使得船山对《周易》卦象之中隐含的情景较为敏感。也因此，他对《观》卦的象义颇有感触，其解读也非常精准到位。

占学本一理，再占明道义

船山的第一次占筮，为的是在乱世找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，而第二三次占筮则是为立场站队，为往后余生做打算。船山不仅治《易》，还用《易》指导自己做决策。船山33岁（1652）那年，又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问题。面对困境，他再次选择了占筮决疑，以求义理之当。船山很重视这次占筮，并作《章灵赋》^［14］以记之。

船山于顺治十年（1653）撰写《章灵赋》，该赋记述了顺治九年（1652）大西军将领李定国驻军衡州时，曾派人邀请王船山去参加抗清斗争之事。船山当时内心矛盾，又考虑到大西军的统领孙可望有取代永历皇帝而自立的野心。犹豫不决之际，就以《易》之筮占决议，得《睽》之《归妹》。卦爻象显示，孙可望不可靠，船山便果断拒绝了邀请。其实，在顺治十年，船山就此事再次占筮，佐证其占筮的结果。令他惊讶的是，同样占得《睽》之《归妹》。他分析卦爻彖象辞后断道：“睽之为道，不苟同而尚别。”“睽”的本意是两只眼睛不朝一个地方看，引申为背离、反目，义即志趣不投便会离异、不合。变卦《归妹》，其卦辞为“征凶，无攸利”，义即出师不利。因而断定他与孙可望道不同不相与谋，故不可往投。后来果不其然，孙可望最终降清。

事情的原委是这样，早在1649 年的时候，大西军首领孙可望就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了“秦王”的封号。当时，永历帝被清军步步紧逼，不得不向孙可望求救。孙可望顺势派兵到南宁“救驾”，打败了杨鼎和、严起恒，表现的更加蛮横。加上孙可望、李定国当时已占据了云贵等地，势头正盛的李定国还打算于顺治九年攻取广西，进军湖南。就在这时候，李定国请船山友人捎来话，“将托之（李定国）以身殉故主，越亡考偕行。”^［15］请船山出山做军事参谋，船山更难抉择，船山择在壬辰（1652）元日这一重要节点来占筮，恰好体现了这一点。壬辰元日的这一筮，船山除了对自己前途有疑惑而外，更重要的则是他对自己是否继续追随永历帝也产生了纠结。再者，李定国在壬辰年冬取得衡阳大捷的时候，船山是知道的。他看到了李定国的诚心与能力，却又忌惮孙可望的阴险狡诈。

在船山看来，孙可望阴险恶毒，欲救永历帝，又绕不开孙可望，所以他借《比》卦“托比匪人”来说事，“匪人”就指孙可望。船山又说：“尤以遇巷非时为戒”，《睽》九二有“遇主于巷”。《周易内传》说: “巷，宫中甬道。六五以柔居尊，下临九二之刚中，心有嫌焉，不能自安于斧扆之间以接二。”^［16］又补释道：“《睽》卦之九二与六五相应，九二爻刚健，象征强臣；而六五交柔顺，象征弱君。”意思是，作为人臣当于朝堂之上拜见君主，而今君臣相见于宫中甬道，强臣遇若君，非得其时，不可成事。

船山通过对《睽》卦卦爻辞的分析，得出“应当见面，但场合不对”的结论。《睽》之《归妹》，《睽》上九爻变，依照朱熹的占筮方法，“一爻变，则以本卦变爻辞占”^［17］。换句话说，《睽》变《归妹》，只需读懂《睽》上九爻辞即可。但船山认为卦的每一爻都是与整体息息相关的，只论上九爻辞并不能为重要的事做判断参考，更何况《睽》上九是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较难解读的爻之一。为了慎重起见，船山只好搬出“以纯御杂，不可执一”的解卦原则应对此爻。《睽》上九说：“睽孤，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，先张之弧，后说之弧；匪寇，婚媾；往遇雨则吉。”船山解读此爻遇到了问题，按理说：“六三为溷于泥涂之豕，上九为睽孤，见六三污秽诡怪，故欲张弓射之，六三畏惧而服从，若能和解则吉。”^［18］

一般而言，“遇雨则吉”，雨天不宜出行。心虽可往，但身不可往，单凭此理由，就可委婉拒绝邀请。然船山体会爻辞，明确指出“遇雨则吉”是有条件的，即能够遇雨才会吉利，这意味着还存在不遇雨则不能和解的情况。既然“取义说”“爻位说”解决不了问题，他只好用其自创的“彖爻一致”原则来解题，问卦观彖，而知《睽》之本义。据此，他进一步分析道：“暌上九之象辞，其疑不易决也如彼。中心聚讼，欲得遇卦意以决之，乃观于彖，而知暌之为道，不苟同而尚别，二女之志不同，莫之与恶，岂可颉颃而同居哉。今卦爻之动，不动于兑，而动于离。且睽者，离宫初世之卦，则道宜用离明，而不宜用兑说……”^［19］《睽》内卦兑为体，为少女；外卦离变而为用，为中女。故《睽》彖传讲：“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”。正如船山所言：“二女之志不同，二阴以居皆非位，不循其分，则志趣乖异，《兑》阴竞进，而《离》安于丽以自尊也。”此卦外柔内刚，恰好比喻孙可望表面奉永历帝，实则包藏祸心，即“其志不同行”。^［20］

由此，其占筮结果因为通观全卦而透明：不投靠孙可望，以保持自身贞固、自尊为好。另外，船山之子王敔的《大兴府君行述》对此次占筮有不同解读，王敔说：“亡考筮之，两得睽之归妹，因念定国之睽孤终凶，而可望之虚筐无攸利也，作《章灵赋》以见志。”^［9］王敔解卦，不仅取用《睽》卦爻辞，还用到了之卦《归妹》上六爻辞。王敔认为，《睽》上九的“睽孤”代表李定国，之卦《归妹》上六“女承筐无实”则代表孙可望。上九“睽孤”不得位，上六爻空有筐子而“无果”，孙李二人结局皆不善，故船山不往。两种解读，虽有细节上的差异，但关注点是一致的，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一致。即是：王船山觉得跟着孙、李没什么前途，还不如抛开干扰，专心做学问。

船山的亲身实践告诉我们，占筮的目的要纯粹，君子占义不占利。若以家国情怀为出发点，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，并遵从“畏文周孔子之正训”的占易之法，才能达到“占以示学”的目的。在船山看来，事功之学与其天道心性之学是相互贯通的，虔诚研读《周易》，就能够明晓天道阴阳变化的规律，洞悉天人之际的秘密，并能增长往来酬酢的能力，最终能达到参伍天地、经纶三才之道的境界。

结 语

文献记载的船山生平的占筮就这三次。第一次占卦，他心存君王，试图力挽狂澜。好在《观》卦卦辞使他明白了“观我生”“观其生”的用意，并深刻体悟了“出入险阻而自靖”的道理。第二次与第三次占筮为同一事而占，碰巧的是，两次均得《睽》之《归妹》。此占使船山明白了“变易”之妙。既然所占之事不可为，不如隐居著述。身后百年经学大，甘做学术领路人。船山所谓：“抱刘越石之孤愤，而命无从至；希张横渠之正学，而力不能企。”其自拟励志名联也辅证了这一点。自古圣贤皆寂寞，唯有思想饮千秋。张横渠（张载）之正学，在经学道统。“六经”经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删定而成，其儒家思想“所众著而共由”的核心中轴恰恰在《易》。

《易》为往圣所传之大道所在，是儒家思想的学脉正源与圭臬。《易》有象、数、理、占四门功课。船山治易，不避占筮，而他占义不占利，并以“戒君子，不渎告小人”为用。占“义”者，君子玩味《周易》卦象义理，能够体认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。当君子面临危难或道德困境时，可通过对卦爻辞的解读，“度外内以知惧”，全面分析问题，从而作出合理决断。船山提倡的这种占筮活动是有严格条件的，他以占筮者平日对义理的研习为前提，即所谓 “占之则必学以有恒”。由此可见，占筮本身也是学《易》的一种手段。

船山讲：“占学一理、得失吉凶一道为义。”“占学一理”的主旨是即占而言学， 将占筮纳入学的范畴^［21］。他声称“夫子虑学《易》者逐于占《象》而昧其所以然之理，故为之《传》以发明之， 即占也，即学也，即以知命而不忧，即以立命而不贰” 。因此，谈论占，也不可逾越此“知命”“立命”之理。“立命”是树立人生目标与价值观，“知命“则实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消除烦恼。换句话讲，为理想信念奋斗中乐以忘忧。笃定人生信念，就会立命事天，并实现人生目标。占筮者最为看重的是，通过占筮判断事情的吉凶，并以之作为行动的指南，但船山认为《周易》的占筮并不仅仅是告人以吉凶，更重要的是教人懂得是非得失之理。船山说：“《易》之为书，言得失也， 非言祸福也，占义也，非占志也。”

所以，船山主张《易》占是用来劝戒君子的。总之，船山将占《易》归于学《易》，又从学《易》的天人性命之理落实到了是非善恶之理，突显了《易》的伦理教化功用。

作者简介：李雪昊，《周易参考》主编，《易经天下》电子刊执行主编，云南中华周易研究会副秘书长，河北省周易研究会特邀理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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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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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 王夫之：《周易内传》，《船山遗书》第一册，中国书店，2016年，第34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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